nelsonlum的部落格

妻的眼睛不好，所以自從到美國，就常去看一位眼科名醫。
每次從診所出來，妻都要怨：「看了他十幾年，還好像不認識似的，從來沒笑過，拉著一張撲克臉。」
有一天去餐館，遠遠看見那位眼科醫生，他居然在笑，還主動跟妻打招呼。妻開玩笑地說：「真稀奇，我還以為你從來不會笑呢！」眼科醫生笑得更大聲了，突然又湊到妻耳邊，小聲地說：「妳想想，看病的時候我能笑嗎？一笑、一顫，手一抖，雷射槍沒瞄準，麻煩就大了。」說完，又大笑了起來。
飯吃一半，那醫生跑過來，舉著杯敬妻。臉紅紅的，看來有幾分醉了。喝下酒，話匣子打了開來：「妳知道在美國，醫生自殺率最高的是哪一科嗎？」他拍拍自己胸脯：「是眼科醫生！」
停了幾秒鐘，抬起紅紅的眼睛：「想想！揭開紗布，就是宣判。看見了？看不見？你為病人宣判，也為自己宣判。問題是，前一個手術才失敗，下一個病人已經等著動刀，你能傷感嗎？所以我從來不為成功的手術得意，也不為失敗的手術傷心，我是不哭也不笑的。只有不哭不笑的眼科醫生能做得長，也只有不哭不笑的眼睛看得清，使病人的眼睛能哭能笑。」

81年前，在德國發生了一件對其政治進程和歷史影響深遠的事件，那是一次對該國立法機關的襲擊。

　德國國會大樓縱火案是當權者的一場陰謀？

1933年2月27日，納粹全面掌權的前夕，晚上發生了著名的「國會大樓縱火案」。消防隊接到國會大樓火警報告，到場救火時，發現現場有幾個不同地點遭人縱火，到警察搜索現場時，發現一個精神有問題的荷蘭共產黨失業建築工人。

希特勒、戈林（納粹第二號人物），和戈培爾（後來納粹的宣傳部長）等，很快就到達並齊集現場，並馬上宣稱，這是一件嚴重罪行，並且是由共產黨所作的反政府嚴重罪行。

身為總理的希特勒，立即借題發揮，抓住這個機會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向年事已高的總統興登堡逼宮，要求他簽署緊急法令，取消大部分威瑪共和憲法上賦予的人權，宣布共產黨意圖暴動，因此屬非法而要被取締。希特勒麾下的衝鋒隊，旋即佔領了全國所有共產黨黨部，共產黨被迫退出國會，共產黨人也大舉被捕。在緊隨而來的緊急大選中，沒有了這主要對手，納粹遂取得大捷，為全面掌權鋪平道路。當然，唇亡齒寒，到了希特勒大權在握後，所有非納粹黨派、工會、公民社會民間團體等，亦進一步被取締，為一個獨裁政權掃平最後的障礙。

老實說，從小到大，自己都算不上是一個好好先生，脾氣頗為火爆，自恃口齒伶俐，嘴上不饒人，到了40歲以後才開始懂得收斂，當然，這要歸功於歲月的沉澱，遇過足夠多的人，碰過足夠多的事，讀過足夠多的書，這都會讓個人的修養有所變化。

　一位台灣五星級飯店領班的自白

例如，我便曾經讀過以下一篇文章，題為〈鐵血消費者——少一點理直氣壯〉。這是由台灣一位五星級飯店領班徐正雄先生所寫的，或許旁人眼中他天生注定是「吃這行飯」的，但文中他卻說，他差一點與這個行業擦肩而過。

他說永遠忘不了10多年前，初出茅廬時，在一家五星級飯店工作的一件往事。那是他第一次打翻東西，把托盤上的一杯冰凍啤酒倒在客人身上。經理立即趕過來向客人道歉，拿來乾布讓客人抹身，還差他到吧台拿來一杯鮮橙汁給客人下火，當他誠惶誠恐的把橙汁放下，並猛賠不是時，客人卻笑了，旁邊的客人也為他「解圍」，開玩笑說要他把啤酒倒在他們身上，因為他們其實也想喝鮮橙汁。

結尾他寫道：「事後我常常想起這個客人，如果當時他要我賠償，我想，後來的我，絕不會充滿熱情的繼續從事餐飲業，原來他是我的貴人，因為他寬容我，給我機會。我想我們在很多地方都會碰上這種事，當別人犯錯時，不知道你是否願意給他一次機會﹖」

充滿睿智的愛爾蘭大文豪王爾德（Oscar Wilde）曾經說過：

「犬儒主義者對各種事物的代價一清二楚，但是對它們的價值卻一無所知。」

（A cynic is a man who knows the price of everything, and the value of nothing.）

　犬儒主義者只懂隔岸觀火袖手旁觀

不錯，世上有些人永遠只會冷嘲熱諷，他們似乎看透世情，但其實這只是為自己什麼事都採取隔岸觀火態度，永遠都只是袖手旁觀，提供藉口。在虛無主義的批評背後，其實掩飾的只是他們道德上之真空，以及對社會不公義的冷漠。

「歷史將會記下，在社會轉型期，最大的悲劇不是壞人的刺耳叫囂，而是好人的過分沉默。」

（History will have to record that the greatest tragedy of this period of social transition was not the strident clamor of the bad people, but the appalling silence of the good people.）馬丁路德金

　奧斯卡最佳電影《被奪走的12年》

二十年前，認識一位大陸留學生，她告訴我，小學的時候，老師要他們學雷鋒，在街上幫老太太、老大爺過馬路。他們路邊等了很久，都不見有什麼老太太老大爺。她心想：「為什麼雷鋒叔叔可以遇到這麼多人要他幫忙，而我們等了大半天，都不見一個老太太要幫忙的？」
於是他們回去了。他想到，不能整天想着如何幫忙人家，這種日子熬不過去的，要過自己的日子。他在課堂上問老師：「如果雷鋒叔叔找不到人來幫，他會怎麼樣？」老師只是笑笑，沒答他。這是一件充滿童真的事。當時是大陸的七十年代。
她當年只是八歲，就已經想通了。要是他不能想通的話，就只能呆在路邊，等着一位要幫忙的老太太出現。老太太一出現，就蜂擁而出，爭取表現。
幫人是做好心，行好事，然而，一旦幫人成為團體工作、成為黨派，成為職業，就唯有創造被幫忙的人，甚至遊說他們說幫得不夠，要再得到更多的幫助。香港的貧童獲得津貼書簿、車費和午餐還不夠，要有暑假活動，暑假活動不夠，海洋公園去膩了，要遊學海外，向傳媒嘆息，幾年沒有出過國了。香港福利照顧周到，窮人都受到幫忙了，就在中國大陸找，一批一批地送來香港。這下成功了，新移民不需要特別的遊說，已經懂得打官司爭取領綜援，遲些還申請上公屋。他們也懂得有機飲食，兒童在鏡頭面前批評食物銀行不能只給罐頭，因為多吃罐頭食物會生癌。

【明報專訊】新一年展開新旅程，要為自己訂立新目標，你又作好面對新挑戰的準備沒有？大銀幕上《哈比人》的故事仍未完結；在期待結局來臨的同時，不妨回想比爾博‧巴金斯Bilbo Baggins在《哈比人：不思議之旅》（The Hobbit: An Unexpected Journey）中踏上意外之旅的情境。博學與喜愛研究神話傳說的比爾博，對世界充滿好奇，多年來卻把自己困在家園中享受悠閒生活，直至巫師甘道夫Gandalf邀請他與一眾矮人起行收復矮人王國，連串奇幻冒險正式展開。

Gandalf: You were born to the rolling hills and little rivers of the Shire, but home is now behind you. The world is ahead.（你出生於夏爾的綿延山丘與小河，但現在它在你背後，世界卻在你面前。）

沒錯，正如甘道夫所說，一生人只留守家園平白過活是沒有意義的。世界何其廣闊，應該學習放眼世界；而且，這不限於紙上談兵，得擁有實實在在的體驗與領會才是圓滿。

Gandalf: The world is not in your books and maps. It's out there. （世界不在你的書和地圖裏。它就在外面。）

The world is ahead. The world is out there.「世界」其實就在大家伸手可觸及的地方，只差在我們是否有勇氣突破固有框架，向前踏進一步。當然，這些全都是甘道夫為了游說比爾博參與一趟以生命作賭注的旅程之美言。旅程上或許遍佈難以預料的危險，但立心解決迎面而來的挑戰也是每段旅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試問風平浪靜的故事又怎會精彩呢？

這個周末，著名無肢人Nick Vujicic將來到香港，與港人分享他對信仰和生命的看法，宣傳海報在很多港鐵站都看得到，這讓我想起約一個月前的一單新聞。

一間本地教會原本擬邀請Nick Vujicic擔任嘉賓，出席佈道會及籌款晚宴。宣傳海報中標明，晚宴中分為「和平」及「喜樂」兩種筵席，分別盛惠1萬元和1.5萬元；如果願意另外奉獻1萬元，更可得享跟Nick Vujicic同桌進餐的機會。

事件引發一場小風波。這間教會被外界批評把Nick Vujicic當作商品，在佈道會中聆聽福音原本是一種「無價的恩典」，如今卻變成「貴價的恩典」。結果，Nick Vujicic在得悉情况後，親自決定取消出席該活動。事後，該教會會牧在網頁承認做法不適當，就事件深切反省，並鄭重致歉。

撇開意氣爭拗，以及情緒化指摘，這件事其實可以引發我們思考一個問題，一個在今天社會中變得愈來愈重要的問題，那就是 ——是否什麼東西都可以拿來待價而沽？

前幾個星期，本欄在討論葵青貨櫃碼頭工潮那一篇文章〈自願即公義﹖——市場經濟的迷思〉中，提到哈佛大學教授桑德爾（Michael Sandel）所著的一本書，《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中譯本《正義》），今次再談談這位被《華盛頓郵報》形容為「全美最知名的大學教授」，他另一本再接再厲之近作，《What Money Can’t Buy: 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中譯本《錢買不到的東西》）。

葵青貨櫃碼頭工潮，隨着周一，工人接受外判商的加薪建議結束罷工，暫時告一段落。筆者希望在這個階段性終結，在本欄探討一個較為理論性的問題，那就是在一個資本主義社會裏，資方、勞方在市場上自由締結僱傭合同，買、賣雙方自由締結買賣合約，那麼是否代表一方就應該「食得鹹魚抵得渴」，是否代表旁人就不該說三道四，外力就不應干預呢？

事緣，工潮中曾經出現過惹人爭議的一段說話，那就是和黃大班霍建寧說：「又話去洗手間又唔得，哈，又乜，大佬，21世紀，我叫你做24小時，你都唔制，要自己自願先肯做啦﹗」

霍大班的邏輯：「自願」交易即公義？

其實較早之前，霍先生的屬下，香港國際貨櫃碼頭董事總經理嚴磊輝，在出席商業電台節目時便已經聲言，工人若不滿薪金可選擇轉行：「每一樣工種係有市場價的，譬如家我哋講緊呢個工種（碼頭）月入超過兩萬蚊，如果佢搵得更多，佢好容易可以轉出去啦；如果佢覺得，喂呢度雖然好辛苦，雖然要做24小時，雖然要輪班，雖然話要風吹雨打，不過咁嘅情况下，呢個錢係可以接受，咁咪繼續做落去囉！」

兩人言下之意，就是：碼頭工人連續做24 小時，在惡劣的環境下工作，都是自願的選擇，資本主義下，有僱傭和就業的自由，「一個願打一個願捱」，工人不喜歡大可以另謀高就，「東家唔打打西家」，僱主並不需負上什麼道德責任。

一月九日，剛過去的星期日，香港人響應良心召喚，蜂擁到尖沙咀海港城影相，捍衛香港人尊嚴，抗議時裝店Dolce & Gabanna歧視香港人，不准香港人在門口的公共街道拍照。上月，有市民在網上討論區留言，稱在海港城該店外的行人路為女伴拍照時，被數名海港城保安驅趕。《蘋果日報》接獲投訴，於一月四日在該店對出街道嘗試拍攝店面，該店保安員即時走出，記者表露身份，保安員質詢有否向該店申請，隨即召喚商場海港城的保安員協助。商場保安員以保護商店租客的利益為理由，在街道上驅趕記者，用手阻擋鏡頭，記者詢問有何法律根據，保安員拒絕回答。海港城的保安員聲言，內地遊客觀光影相就「無問題」，香港人就要「過主」。網民在一月五日報道當日在面書成立萬人攝影抗議專頁。一月五日，時裝店的保安更出來制止街道拍攝，威脅要打爆記者相機。「過主」是廣東人呼喝乞兒用的俗話，即是吩咐乞兒走開，去隔離的施主那邊討飯。這是極其侮辱香港人的說話，由於商場准許大陸人拍攝，卻不許香港人影相，屬於種族歧視（或族群歧視）。這是海港城的保安員當住已經表露身份的記者的面前說的，他明知是會報道的，即是說海港城商場的管理人根本不介意得罪香港人，因為商場現在的顧客群，主要是大陸豪客。香港人的消費，商場不看在眼內，於是才夠膽向記者說，叫香港人「過主」。這是觸怒香港人尊嚴的大事，聽了而無動於衷的，不是香港人。面書網絡號召之後，有幾千人響應參加。示威之前兩日，發表批評該店非法規管公共空間的，只有旅遊界功能組別的立法會議員謝偉俊，他當日也偕同妻子區議員白韻琴到場聲援，謝議員指D&G歧視市民，要求D&G道歉，並承諾在立法會提出質詢。示威之前一日（一月七日），立法會議員馮檢基到該店遞信，要求道歉；示威當日，馮也有到場聲援。然而，香港政府毫無表示立場，香港政黨也毫無發表政黨聲明。示威當日，也只有個別議員和社運人士（陳景輝、林輝）、媒體人士（黃洋達）到場聲援，但政黨失踪了，政府也失踪了。對於向北京出賣香港人的港共政府，我們無可期待，但政黨仍是要順從民意的吧？是次示威，觸及香港人的愛港真感情，擺在政黨面前的便宜，他們不來撿拾，抽水也不敢。土共派（民建聯）可以建議用人大釋法的糖衣毒藥來解決大陸孕婦問題，但D&G公然優禮大陸人、侮辱香港人，由於觸及香港人與大陸人的族群衝突，政黨恐怕得罪大陸人或新移民的票源，全部噤若寒蟬。網上也有一些人，諷刺那些飛撲去現場的政客或明星是「抽水」（渾水摸魚），我不以為然。現代社會的公義行動，參與的人都容許保有自己的原因、動機和立場，毋須接受思想統一的指引，即使參與者夾帶個人利益，如趁機洩憤、博出名、討好選民之類，也是合理的，只要不是喧賓奪主或擾亂行動就可以。即使是黃夏蕙小姐，在示威前一日（一月七日）和示威當日盛裝現身，鼓勵人家拍攝，我也是肅然起敬的，我不會說她是抽水，反而會質問其他香港社會培育長大的藝人和明星哪裡去了？我不猜度夏蕙姨的心態，我只是記得，當香港人尊嚴被人侮辱的時候，夏蕙姨現身，我感激她。成熟的社會，要懂得向正義的聲援者感恩。成熟的政治意識，不能追求目標純粹和一致，但求參加者共同行動、目標一致就夠，毋須統一心態。多元化的社會，就應該這樣。同理，馮檢基議員遞信抗議和現身支持，一樣值得敬重。香港人尊嚴受損的時候，馮檢基沒有缺席，他到場了。謝偉俊更加是身先士卒，群情洶湧之前，他一早發表譴責聲明。「抽水」這個指責，大家已經用得太濫，而且於事無補。我一向不用這個詞，也呼籲大家慎用。這些憤世嫉俗又無所肯定的cynicism，害得香港還不夠嗎？ 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香港人淪落到尊嚴被人踐踏，在香港的商場被管理者當乞兒驅趕，難道這些憤世嫉俗又否定一切行動的言論，十幾年下來，沒有責任嗎？我們為何放過踐踏我們的敵人，卻對不大完美的聲援者，諸多挑剔呢？

K大學的校長，因B的社會行動而召見B，以下是他們的對話。

法律教授 卻教唆人犯法？

C：B先生，我收到投訴說你作為大學的法律教授，卻在大學外教唆人犯法。你可以給我一個合理的解釋嗎？

B：校長先生，我所推動的是公民抗命。

C：那不是一樣嗎？不也是叫人犯法？

我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從保險業開始，所以我認識非常多保險從業人員，也從他們身上我見識人性改變的奇蹟。

其中，一位非常成功的保險工作者，我看著他入行，從完全不懂保險、不懂銷售開始，前輩告訴他，賣保險要從關心別人、要從服務開始，他很努力的學習，每一天笑臉迎人，熱忱的對待每一個他接觸過的人，經常打電話問候、生日賀卡、送小禮物，他的過度關懷有時會讓人害怕，因為每個人都看得出來，他關心背後的業務目的。

當時我在想，關心做得這麼勉強、做得這麼「假」，誰能接受他呢？

約莫十年之後，我們再度碰面，他仍然友善、熱忱、關心依舊，也仍然在做保險，存活著，就代表他做保險做得還可以，這時我已感受不出他關懷的勉強，那種「假意」已經不存在了，換之而來的是人情的練達。

中間再有二十年我們沒見，但我聽聞他已成為保險界的頂尖人物，後來再次見面，我十分訝異，他一臉和善，讓人如沐春風，似乎完全變了一個人。稍加深談，他的誠懇、善意、關懷，我充分感受，不只「假意」不再，連世故、練達也沒了，換來的是人與人之間的真誠對待。